全民族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为依存共同抗日。日军作为历史的当事一方，作为两个战场的共同敌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所起的战略作用有大量记载，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高于正面战场

　　在日军眼里，正面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及敌后战场，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重心在华北。换句话说，敌后战场的战略分量重于正面战场。依据如下：

　　其一，1938年8月8日，东京制定的战争“总方针”规定：“事变处理的结局应是，尽快地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又是“结局”，又是“尽快”和“首先”，表明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华北。

　　其二，“东京直接指导”。众所周知，日本多年来处心积虑地想让华北“独立”，因此对华北特别重视，连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不能直接指挥：“华北的政务大部分由东京直接指导，故妨碍总军的统一。”

　　其三，“分割华北”。“华北的特殊性，乃是根据其战略地位和埋藏资源而作为我基础国防圈的观念。”“企图分割华北。”“华北的满洲化”，导致“中央所有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先恐后地进入华北”。

　　其四，“中央政府”。1938年11月上旬，为避免持久战，东京宣布：“解决事变的当前目标，至少应以自主地建立日、满、华北为一环的国防圈为着眼点，以防止日华再战。”随即东京又在其《华北政权建设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其所提倡的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施行。”

　　其五，“华北国”。“日本人把华北的战略重要性置于华南与华中之上。日本人抓住华北不放，并尽力使之与满洲、日本融为一体。”“从战略上说，占领这个地区比占领华中华南远为重要。”

　　其六，“兵站基地”。持久战迫使日军以战养战，华北也就成了日军的“兵站基地”，其战略地位在日军的战略计划中也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既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利益高度集中在华北，又由“东京直接指导”，那么结论应该很明确，在日本的全局战略考量中，正面战场的战略地位与敌后战场不能相提并论。

　　敌后战场对持久战的战略支撑强于正面战场

　　在日军眼里，速战速决变成“持久作战”的“症结所在”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换句话说，为“华北国”服务的速战速决战略，主要是被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粉碎打倒。依据如下：

　　日军在开战之初进展很快，在占领武汉后，却似乎匪夷所思地停止了进攻。原定速战速决的日军为何分散兵力而开始持久作战呢？日军的相关档案记载了答案：1938年12月6日，日本的《对华处理办法》规定：“目前最重要的基本工作是恢复治安”，“如无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域。”“持久作战的样式，便成了保持占领地域及毗邻地域内的治安和对敌反攻企图的反击”。“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在中共。”“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四者都明确把敌后战场作为日军不得不放弃其速决战战略，不得不进入“持久作战的样式”之主要“症结”“对象”和首要原因。

　　为了迅速实现“分割华北”的战略目的，日军也就不得不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转向敌后战场，以便立即清除华北的所有抗日力量，为“华北国”的早日建立奠定基础。但出乎日军预料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成了“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所谓的“治安战”也就不得不成为持久战。

　　日军可以在正面战场速战速决，却在敌后战场不得不陷入“治安作战”的旷日持久。“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双方战略的优劣胜负，必将直接决定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尤其在日军眼中，其速决战战略失效的原因“在中共”。因此结论应该很明确，对持久战取代速决战，敌后战场的战略支撑要大于正面战场。

　　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战略攻势猛于正面战场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略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从全局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显然都是在战略防御，但从局部看却大相径庭：

　　其一，正面战场始终处于消极的防御态势，以不失阵地为目的。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却始终处于积极的防御态势，其实是始终处于战略性的攻势状态，以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为目的。

　　其二，正面战场的日军一直处于战略进攻态势，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表象与实质完全一致，因此很容易判断。但敌后战场的日军一直处于战略性的防御态势，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表象与实质完全相反，因此难以发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以战术性防御的形式来展开其战略性的攻势，而日军则以战术性进攻的形式来体现其战略性的守势。

　　其三，敌后战场的我攻敌守，不仅迫使日军为了后方的“治安”而不得不分散其进攻兵力，也有效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而且还迅速改变了战场初期一边倒的态势，从而在战略上一举促进了相持阶段的到来。

　　其四，日军从速战速决到不得不“治安作战”，既标志着其既定战略的破产，也标志着其战略主动权和主导权丧失的开始，更标志着其在双方最为关键的战略对决中的落败。

　　其五，日军的评价：“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共军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

　　在敌后战场的较量中，日军的守势其实不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攻势，败给了抗日游击战。结论应该很明确，敌后战场的战略攻势要猛于正面战场。

　　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战略会战烈于正面战场

　　在日军眼里，敌后战场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战争”。换句话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主动发起的战略性攻势作战与日军迫不得已的战略性守势应战，其实质是一场战略大会战。依据如下：

　　其一，这是一场不计时空大象无形的战略会战。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所讲究的是面而非点，是势而非力，是攻而非守，是持续而非阶段，是立体而非平面，是整体而非局部，是战略而非战术，是对以柔克刚这一传统经典的完美诠释。

　　其二，这是一场犬牙交错永无休止的战略会战。敌我双方你来我往，难分包围反包围，蚕食反蚕食，不见前线后方，不管时间地点。其时间之久，空间之大，人员之众，交锋之频繁和程度之惨烈，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冠，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仅见。

　　其三，这是一场日军无所不用其极的战略会战。据日军当时记载的说法就有：总体战治安战，肃正战扫荡战，治强战粉碎战，清剿战楔入战，蘑菇战剔抉战，撒网战囚笼战，毒气战细菌战，电波战思想战，长途奔袭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无人区，鱼鳞式包围圈，牛刀子战术，为渊驱鱼战，反转电击，清乡蚕食，怀柔政策，经济封锁，以战养战，治安强化运动等，其内涵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于一体，既体现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咬牙切齿，更反映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焦虑、恐惧与无奈。

　　其四，这是一场以小制大以弱胜强的战略会战。会战集扫荡和反扫荡、封锁和反封锁、包围和反包围、战役和战略于一体，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持久持续作战，是敌我双方生死相搏的血肉磨坊。日军档案总结：“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总之，华北的治安战，是一场在战线的形状、战斗力的构成、作战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战争。”“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陷在泥潭里的浴血战争”，“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

　　敌后战场的战略会战不仅严重消耗日军的人力财力与物力，更严重瓦解了日军的士气。就此而言，正面战场的作战效果难以与敌后战场相提并论。

　　敌后战场对日军的战略威胁大于正面战场

　　在日军眼里，“共产党的力量将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换句话说，“共产党”将使“华北国”胎死腹中。依据如下：

　　其一，从战争的准备看。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常规作战驾轻就熟，是打有准备之仗。但对敌后战场不仅完全出乎意料，还一无所知，是打无准备之仗。

　　其二，从战场的位置来看。正面战场的常规作战处在日军的“对面”，并不能构成对日军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却处在日军的“背面”，更像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致使日军难以防范而成为心腹大患。

　　其三，从作战的形式看。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是相对单纯的攻防问题，但在敌后战场的作战之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日军所经历过的军事行动和所拥有的军事经验。

　　其四，从军事主动权看。正面战场对日军来说主要是选择何时进攻和如何进攻的问题，也就是掌握着主动权；但在敌后战场却是怎样才能有效防御突然袭击的问题，也就是丧失了主动权。

　　其五，从战略的效果看。正面战场双方的作战即使规模再大，也仅是一种战术上的对峙与进退，但敌后战场却是在战略上紧紧扼住了日军的“七寸”。

　　其六，从日本的评估看。“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1939年东京就已经认识到：“今后，危害华北的和平和秩序的‘癌症’，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深感到，将来共产党的力量将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

　　其七，从客观的事实看。敌后战场紧紧卡住了日本妄图建立“华北国”及其“中央政府”和“兵站基地”的咽喉，也就成了日本最大的心病、最大的战略障碍和最致命的威胁。

　　如果说正面战场对日军难以招架，那么敌后战场对日军可谓一招制敌。尤其在日军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两相比较，结论应该很明确，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战略威胁远不及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对民众的战略动员广于正面战场

　　在日军眼里：“共产党在华北的长处是它与群众休戚相关，这是中共的生命。”换句话说，日军也悟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抗战之中流砥柱的根本。依据如下：

　　其一，解放沦陷区。要解放沦陷区就必须深入敌后。当日军的进攻来势汹汹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区三万人马居然迎敌而进深入敌后，甘愿进入日军的战略重围，甘愿承担所面临的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风险以救沦陷区民众于倒悬，其不畏强敌不惧生死的精神、道义和勇气就已经真实具体地体现了敌后战场所担负的民族大义及其客观散发的人性感召力。

　　其二，沦陷区民众的抗战。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唤起了沦陷区民众的抗战，更成为沦陷区民众的主心骨。其以少敌众以弱敌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血与火，让沦陷区民众不仅看到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血性、胆气与魂魄，更激发了保家护院同仇敌忾的自尊、自强、勇气和力量。坑道战、破袭战、掀帘战、地道战、地雷战、堡垒战、自卫队、联防队、工作队、武工队等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战术战法层出不穷，都是沦陷区民众的发明创造，更属“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实体现。

　　其三，日军的评价。“（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肃正治安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

　　正面战场从前方吃紧到后方紧吃，敌后战场却“军民一致”，两相比较，结论应该很明确：对民众广泛的战略动员，与民众唇齿相依血肉相连，正面战场难望敌后战场之项背。

　　敌后战场取得的战略效应优于正面战场

　　到1944年秋，华北日军不得不承认：“对于‘面’的控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确保‘点’和‘线’的措施。”从“华北国”到“点”和“线”，日军其实已经甘拜下风，已经承认在敌后战场的战败。

　　正面战场从丢城失地到大批要员和军队投敌再到兵败如山倒，敌后战场从解放沦陷区到解放区的全民皆兵再到解放区的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日军的占领区在正面战场的日益扩大与在敌后战场的日益缩小，两相比较，结论很明确：敌后战场所取得的战略成果与战略价值，正面战场望尘莫及。

　　综上所述，从战略地位、战略支撑、战略攻势、战略会战、战略威胁、战略动员与战略效应等七方面，看战场上中日双方的厮杀对决，看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已经形成了客观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名副其实，更是当之无愧。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